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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言
為魯迅寫一部傳,一部凸現他精神危機和內心痛苦的傳,是我久蓄於心的願望。我曾經那樣崇拜他,一直到現在,大概都沒有像讀他這樣,認真而持續地讀過其他人的書。書架上那一套淡綠色封面的《魯迅全集》,大多數分冊的書脊,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。我生長在那樣一個荒謬的年代,今天的年輕讀者也許想像不到,我十七八歲的時候,唯一可以自由閱讀的非“領袖”著作的全集,就是《魯迅全集》。偏偏那裡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複雜,文字又那樣生動有力,它們自然會深入我的靈魂,在我的意識深處沉澱下來。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,只要有什麼事情強烈地觸動我,我就多半會想起它們。譬如,從稍懂人事起,我在生活中幾乎隨處都感覺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,種種大的事情且不去說,就是走在街上,也會看見歹人白晝作惡,周圍的人群中卻無一人上前喝止;去乘公共汽車罷,車子還沒停穩,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已經一哄而上,將下車的老婦人擠得踉踉蹌蹌。每當這種時候,我都會想起魯迅那些刻劃“麻木的國人的魂靈”的小說,想起他那“愚民的專制”的論斷。無論是七十年代中期,我在工廠做工,從廣播裡聽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傳,禁不住心生厭煩;還是八十年代以後,我開始在大學任教,驚訝於知識界中竟有這麼多卑瑣、狹隘、懦怯和無恥,我都會記起魯迅,記起他對形形色色的愚民術的憎惡,記起他那句“中國其實並沒有俄國之所謂知識階級”的沉痛的告白。不用說,我選擇文學批評作自己的職業,那樣忘情地與人議論社會、民族和人生,甚至被若干年輕的學生譏為“理想主義”,也正是因為魯迅“我以我血薦軒轅”一類的誓詞,在我心頭回蕩得太久了。有時候,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覺地摹仿魯迅,竭力顯出一臉嚴峻的神色,那就不單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為師,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態,對待自己的期望上,都下意識地與他認同了。
時間飛快地過去,人生體驗不斷增加,我現在對魯迅的看法,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。從他對阿Q們的居高臨下的批判當中,我愈益體會出一種深陷愚民重圍的不自覺的緊張,一種發現自己的吶喊其實如一箭射入大海,並不能激起些微浪花的悲哀;從他對歷代專制統治者的輕蔑背後,我也分明感覺到一種無能為力的痛苦,一種意識到思想和文字遠遠敵不過屠刀和監獄的沮喪;從他對形形色色的“知識分子”,尤其是對呂緯甫、魏連殳一類頹唐者的剖析當中,我更看到了他對自己的深刻的失望,對心中那揮趕不去的“鬼氣”的憎惡;從他那強聒不捨的社會鬥士的姿態背後,我還看到了深藏的文人習氣,看到了他和中國文人精神傳統的難以切斷的血緣聯繫。他寫過一篇題為《論睜了眼看》的文章,斷言“中國的文人,對於人生——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,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”,因此他呼籲人們“取下假面,真誠地、深入地、大膽地看取人生。”可是,我對他的瞭解越是深入,就越禁不住要認定,他自己也並不能真正實踐這個呼籲,面對自己處處碰壁,走投無路的命運,他就不止一次地發生過錯覺。這也難怪,一個人要直面人生,也須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,倘若這直面竟等同於承認失敗,承認人生沒有意義,承認自己是個悲劇人物,必然要沉入絕望的深淵,等待無可延宕的毀滅——你還能夠直面嗎?不幸的是,魯迅恰恰遇上了這樣的人生,他自然要發生錯覺了。我甚至想,能夠懂得這人生的難以直面,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魯迅了吧。我不再像先前那樣崇拜他了,但我自覺在深層的心理和情感距離上,似乎是離他越來越近;我也不再將他視作一個偶像,他分明就在我們中間,和我們一樣在深重的危機中苦苦掙扎。
魯迅屢次說,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夠儘早被人遺忘;在一封給青年朋友的信中,他更說,倘若有誰以他為是,他就會覺得悲哀。他辭世已經五十年了,他生活的這塊土地上,卻還有人與他共鳴,以他為是,他若死而有知,又會作何感想呢?地球已經跨入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,世界上各個地區的人類生活,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,新的危機取代舊的危機,新的藍圖取代舊的藍圖。可是,就在這樣的時刻,依然有人——絕不僅僅是個別人——對魯迅這樣一位半個世紀之前的“絕望的抗戰”者發生強烈的興趣,甚至願意引他為同道和先驅,這又是怎樣可悲憫的事情!正因為明白了這一點,我才格外認真地來寫這一部魯迅傳,寫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,也寫下我這理解所包含的種種的共鳴。或許這樣的寫作本身,已經不止是指向他人,也同時是指向自己?或許我最後寫下的,已經不止是對魯迅和他那個時代的理解,也包含對我自己和這個時代的理解了。
一九九二年八月 上海